我出去一下

　　《我出去一下》是一部真實故事改編的德國電影，主角哈沛科可林，在現實世界裡也真實是一位喜劇演員，36歲那年因為過勞導致聽力受損、胰臟也出了問題。在醫生的建議下，他不得已放了長假，停下手邊所有的工作。

　　

　　其實踏上聖雅各之路的人大部分都有類似的動機，一種對自己的迷惘，對人生的迷惘，對上帝的迷惘。當然也有人把這八百公里純粹當作一種目標來挑戰。

　　

　　電影裡面呈現的情況很真實，多數的歐洲人都有宗教儀式，卻沒有真正的信仰。即便是像科可林一樣從小在教會長大的孩子，在虔誠的、愛他的家人陪伴下，卻仍然找不到信仰在生命的意義。旅程開始前，友人問「你相信上帝嗎？」這個問題同樣也是他自己的疑惑。旅途中，他問上帝「我是誰？」「真的有上帝嗎？」「我的初衷、要問的問題究竟是什麼？」

　　最終算是圓滿的，上帝以他對每個人特有的方式向他顯現，他清楚知道，是祂。牆上的「我和你」是上帝在和他說話，看見的小男孩是他自己的過去，回到那個與神父對話的時刻，他知道他的一切在神手中，並且與神的關係是個人的建立，若自己不尋找，就開不了這個門。

　　電影裡說了很多經典的台詞，其中一段比喻這樣說：上帝就像一部很棒的電影，但教會卻常常像鄉下的老舊電影院，可能前面的人擋住你的視線，後面的人又不停說話，周遭充斥著噪音，畫質老舊螢幕閃爍，還可能有廣播通知觀影人出去移車，導致我們根本無法靜下心來欣賞電影，也看不懂電影究竟在演什麼，或者就是直接斷定是部爛電影。

　　可能這段比喻很符合我目前的心境吧，人總是會被與自己想法相同，說中心聲的話語所吸引。而我最近的眼光偏偏就很容易停留在這些事上。其實我不知道是好是壞，只是如果只停留在反叛、攻擊，然後拒絕、逃離，似乎就沒有任何意義。我更希望自己是反思、批判，然後找到解答、與上帝建立更真實的關係。讀《信仰之路》、《愛與黑暗的故事》其實都是抱著想要找答案的期待吧。

　　電影裡的幾個原素很有趣，我想也帶著一些寓意。比如主角的同志身分，除了他說自己是同志之外，並沒有演任何跟同志有關的畫面、議題，主角的朋友（或是經紀人）似乎也是女同志的身分（因為每次通電話時旁邊都有另一位沒台詞的女性共處一室）。我想作者似乎在表達同性戀也是上帝所愛的，仍然可以和上帝建立個人關係，並且上帝並不吝於對他們顯現。

　　其次，還有關於聖雅各之路一些「世俗現象」的嘲諷，比如商業化的經營，蓋印章，刻意的苦行僧似的徒步和住宿，這種種是否是真正「朝聖者」所必要？到了終點之後拿到的拉丁文證書，又是否就能代表「赦罪」？

　　電影中呈現的雖然主要是天主教，但基督教會也不能不加以警惕，因為凡是人，都可能落入這樣的陷阱裡，再敬虔的、自認秉持聖經真理的教會或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被世俗纏身、私欲纏身者，成為法利賽人而渾然不覺，甚至成為使人跌倒，使人遠離信仰，放棄這部好電影的絆腳石。這或許也是林語堂為什麼說，自己信上帝，卻難以參加任何教會的原因吧。

　　所幸上帝與每個人的「個體關係」還是一種安慰，因為我們實際上不用透過教會，就能與上帝互動，上帝也要我們回到那個單純與他「一對一」的關係，不因人跌倒，也不看別人怎麼樣，有旅伴顧然重要，但卻不能依賴與別人一起前行，這段旅程最終只能自己走，只能自己主動的、積極的，去尋找、去叩門。回到（人生、信仰）旅程的初衷，「尋找，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你們開門，」這是上帝的應許，我想也是祂一視同仁的公義。

　　

既左且右的相容並濟

　　對於台灣的歷史，能從課本上習得的實在有限，頂多知道幾個重要的時間點，但也僅是一筆帶過，而其中的內涵、來龍去脈，完全沒有真正的認識，更別說教科書根本不曾提及的事件。

　　七、八○年代蓬勃發展的黨外運動，繃緊神經的威權政府，雙方的拉鋸和撕扯，是父母那一輩所經歷到最真實的歷史，但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社會氛圍中，沒有人願意多問一句，多說一句，老百姓多半願意自己安安份份的過日子，或是相信當權者的片面之詞。

　　為了爭奪政治權力所進行的明目張膽的逮補、判刑，或是特務暗殺，似乎是不分時代，不分地區，不分種族的在進行。以國民黨來說，在大陸時期判死刑和暗殺的名單就不計其數，包含早期的中共領導人李求實、瞿秋白，左傾的學人李公樸、聞一多，疑似變節傾日的唐紹儀等等。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基隆中學事件拉開的白色恐怖序幕，延續了這樣的恐怖統治，當權者以極端脆弱的神經，留意著任何危及權力的可能。呼應著脆弱神經的強大國家力量，介入了人民行為、言論、思想的一切層面。這已完全超越了省籍問題。

　　對於從小在黨國體制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直要到離開國境之後，揭開過去被蒙蔽著看不見的實情，那種根深蒂固的相信遭到一夕崩解的震撼、無措，正是陳芳明的心境，他在《革命與詩》這本散文中，用回憶的方式將自己的過往經歷、情緒轉折攤在眾人面前。在美國求學期間接觸到的思想啟蒙，逐漸開啟了他在海外的民主實踐：發行海外《美麗島雜誌》；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繼續發行《美麗島週報》；以不同的筆名投稿回台灣支持異議雜誌；參與國際特赦協會，投入人權工作，並將台灣當時被逮捕的政治犯名單盡可能地傳遞出去，爭取國際伸援；最後被國民黨當局限制入境，過著形同流亡的生活。

　　在去美國留學之前，陳芳明致力於宋代歷史研究，並鍾情於詩作，在美國進修博士也是為此。但家鄉土地上發生的一切政治事件，又是這麼迫切的在逼迫他改變，「如果文學只是在解決個人的苦悶，則耽溺於這種藝術的營造，似乎就是縱容自己生活在精緻的象牙塔。」他無法坐視而無所行動，然而相較於在台灣前線奮戰，海外的行動對他的迫切心情無疑又是另一種折磨。陳芳明在書中依著時序，帶出橋頭事件、因伸援黨外而遭停職的許信良、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案、江南案等，並描述與黨外人士接觸的過從。許多當時懷抱理想，言談間充滿魅力的青年，多年後轉換身分竟也迷失了自己。這本書與其說是回憶錄，亦可謂是重探七、八○年代台灣歷史的媒介。

　　在美國的啟蒙，除了接觸左派書籍，陳芳明也從頭認識俄共黨史、中共黨史，甚至是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發展。一種「左的信念」植入思維，但這種左並不同於強調集體解放的社會主義，而是同時融入了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人權價值，相信民主自由與公平正義終將並行，成為同時保有寬容與批判的生命。

　　在彼岸中國同樣帶有這樣批判精神的余杰，是如今仍在極權統治下的受害者。因與劉曉波的過從，導致當局也對他採取暴力行動，最終被迫流亡海外，持續挑戰中共政權。對於民主自由的尊崇，和陳芳明一樣或許正因為自己經歷過不自由，而無法迴避所處時代的使命。當時的台灣，現在的中國，竟有這麼多相似。然而台灣人民的奮力一搏終究算是開花結果，中國的紅色鐵幕卻遲遲未能散開。

　　可能也是體制的不同，四九年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人民習得的是噤聲，還不夠，要學會說歌頌黨的話，學會說自我批評的話，學會將違心之論變為真心。黨的權力在毛、鄧的魅力強人（charismatic）時代，尚且有挑戰，現在轉型到法理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後，領導人要建立起自己的班子，固然需要花更多力氣，但晉升體制的穩固，一層一層的篩選著黨員的言行、思想，終至晉升到權力核心時，又有多少人願意放棄這得來不易的權力交還於民？他們是這個體制養出來的菁英，也是既得利益者，尋求政體的自動轉型無異是緣木求魚。

　　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陸續有許多民運人士流亡到美國，又有一些後來輾轉來了台灣，在台灣繼續理想的實踐。余杰的遭遇雖然比他們晚一個階段，但流亡者中，也唯有他，不只將台灣作為棲身之所、作為發表著作的平台，而是認真的認識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進而一步一步走過多數台灣人都不清楚的民主地圖。二○一四年《在那明亮的地方》、二○一六年《我也走你的路》，余杰化身為一個撰寫深度遊記的旅人，時間向度自日治時期橫跨至今，盡可能的探尋所有即便微小卻意義非凡的民主、人權奮鬥，關注的不僅是政治權力，還包含經濟、社會、環境、文化各領域的民主實踐，如早已消失在媒體版面的文萌樓、紀念二十五名渡輪翻覆意外喪生女工的勞動女性紀念館、後勁反五輕運動展覽館等等。

　　用余杰自己的話說，他記錄的，是在「黑暗時代中努力發光的人們」，除了民主，還「涵蓋了與之息息相關的自由、人權、憲政、共和等整體性的普世價值。」兩冊民主地圖，共計五十個景點，未來余杰還打算繼續走下去。

　　「所謂左，其實沒有那樣深奧。它只是追求公平正義的一種思維方式，也是要求自己投入知識實踐的一種哲學。」透過陳芳明和余杰的體會與實踐，相同理想的懷抱，彷彿也讓我們看見了對更美好社會的追求，不是遙不可及。

*陳芳明，《革命與詩》（新北市：印刻文學，二○一六年）。

*余杰，《我也走你的路：台灣民主地圖第二卷》（台北市：主流出版社，二○一六年）。

《流》：讓漂動的心靜止下來

這次買的兩本書，結帳時才發現書名竟然相同，一本是東山彰良的《流》，一本是東南亞移民工的《流》。流，作為反映一個時代的心境，不約而同地貫穿了兩本書的宗旨。

饒恕和釋放

　　本名王震緒的東山彰良，是芋仔番薯，父親是四九年後來台的山東人，母親是在地的彰化人，這也是他日文化名東山彰良的典故。對於五歲後即移居日本，而後短期回台兩年又再度赴日的童年，這個「流」字，他也當之無愧。據說他至今未入日本籍，持有的是中華民國護照，某種對於自己身分認同的困惑一直存在他心中。或許這也是他能恰當的掌握這個主題內在因素。

　　作者在序中說，這本小說的主人翁「葉秋生」是以他父親為原形，所敘述的事件也多是真實的經歷；雖然其實他真正的願景是寫他祖父的故事，祖父在1930年代是國民黨的游擊隊員，當時的中國大陸歷經辛亥革命、滿清覆亡、列強侵略、軍閥鬥爭、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國內國際的政經局勢紛亂，作者擔心自己無法掌握這麼大格局的故事，所以決定小試身手一下，先寫父親的故事。

　　以推理小說界來說，東山彰良算是新秀，上一本書寫的是科幻小說，這次一舉拿下直木獎，並大獲好評，或許算是天才型的小說家吧。這本書最難得的地方在於，將許多不同主題恰如其分地結合，小至主角的青春成長、男女關係、親情友情；大至1970年代的政治事件、社會氣氛、教育制度、軍界生態、民間信仰、兩岸關係等等，讀起來幾乎沒有違和感。是青春小說、推理小說，亦是歷史小說，不過譽。

　　這本書最多留在我心裡的是當中人性的溫度，十分有感觸的是兩位老人最後的對話：「在老百姓眼中，那場戰爭就像是小孩子在打架。」百姓加入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其實都只是剛好而已，是不是漢奸也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題，實際上誰都有無可奈何。但當時人民卻在政治的操弄下，幾近喪失了人性，不由分說的義氣，也不由分說的仇恨。他們就像是活在水中的魚，每一個人都身不由己，每一個人都痛，卻都看不見彼此的淚，只是一味用殺戮流的血，填補眼淚奪眶而出後的空缺。在這一頁歷史的一端，他們是英雄，而另一端，是劊子手。最終隨著時間的沉澱，留在心裡的，只有痛、悔。人們總在以生命償還生命的過程中循環，就算知道，其實誰也抵不了誰。

　　「如果不流血，又能證明什麼？」秋生心裡這樣想，而後舉起拿著石頭的手。但他真的有心要繼續這個復仇的循環嗎？其實我並不確定，我想他自己也不確定。局外人的一槍，讓他在兇手懷裡清醒，他想起自己的童年，那個曾把叔叔的腿當溜滑梯的畫面浮現，笑得那樣開懷，那樣真實。自己因祖父被殺害，而長期漂動的靈魂，在這一刻似乎終於平靜下來。

接納和認同

　　東南亞移民工的「流」，與70年代老兵的心境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家都在彼岸，為了身不由己的因素漂洋過海。差別是他們手上沒有沾染鮮血，他們手無寸鐵。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他們不僅是最弱勢的族群，也是最底層的勞動力。移民工文學獎不僅提供給他們一個說自己的機會，也使得階級、族群的藩籬有被跨越的可能。這本書收錄了第一、第二屆的得獎作品，並且雙語對照，移民工用自己的母語書寫，再被翻譯成中文給台灣的讀者。當中有親身經歷，也有虛構的故事。在讀這本書之前，我沒想過在移民工之中有這麼多臥虎藏龍的人。幾個月前停刊的《四方報》是份五語報：泰、緬、越、柬、印尼，長期刊登許多他們在台灣的血淚，後來也集結成《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和《離：我們的買賣，她們的一生》。這樣的書在出版市場裡絕對是小眾，但卻能幫助他們改變「無語」的狀態，也從幕後走到人前。

　　我家也曾因長輩的需要而請外籍幫傭，兩次都是印尼籍的女孩子，因為家人打聽到「印尼人比較老實」，第二幫傭是個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年輕女孩。需要被照顧的是我的外婆，老人家脾氣不好家人都知道，有時也沒來由地衝印尼女孩發脾氣。在家族中我是孫輩裡最小的，沒有什麼話語權，每每探望外婆，也只是對印尼女孩點頭微笑，她則是靜靜坐在一旁，等候外婆不時的需要。在我們家也許肢體上的傷害是沒有，家人也算明理，但仍反映了普遍台灣家庭對移民工的心態──一種無形的階級心態。貧窮、落後、道德敗壞，好像變成同義詞，所以對他們要設下防範，所以要挑選「乖巧」、「老實」的，最好不要太頻繁讓她們與外界聯繫，以免交到同鄉的壞朋友或男朋友，會怠忽了職分或逃跑。

　　階級彷彿是比族群更難跨越的藩籬，如果他們是白領階級，國籍可能就不那麼重要。雖說讀書是窮人翻身的方式，但實際上又往往因為資源分配不均，導致窮者恆窮，富者恆富。同一個人在不同階級成功的流動，也無益於改變階級深植於人心的意義。但至少這本書中的文章，還是帶給了台灣社會一些盼望，也有許多移民工被雇主、新家人善待，交到台灣的好朋友，過得有尊嚴。

　　「流」，在這兩本書當中，都不僅是身體上的遷移，而是一種孤獨內心的存在。什麼時候能讓這些漂流的心靜止下來，什麼時候也才能說，我們的社會有那麼些許值得驕傲的地方。


*東山彰良，《流》（台北：圓神出版社，二○一六年）。
*東南亞移民工，《流：流動的生命力，浪潮中的臺灣》（台北：四方文創，二○一五年）。

　　

松本清張《埋伏》

　　作為在日本掀起「清張革命」的旋風，松本清張已是一個劃時代的傳奇人物，所謂「社會派」推理小說，是以反映現實社會為宗旨，跳脫過去只著重解謎的「本格派」推理小說。他所撰寫的文字，多描述小人物的心理和日常生活，犯案動機往往能體現真實社會的悲哀。松本清張自四十一歲以《西鄉紙幣》獲直木獎提名，往後又陸續獲得許多文學獎，可以說在人生的下半場開啟了新的一頁，其文字的量產也是令人十分佩服。

　　在眾多作品中，短篇小說集《埋伏》獲得高度評價。《埋伏》共有八篇文章。其中〈聲〉、〈投影〉是比較傳統的警察、記者破案過程，藉由線索推理、蒐集證據而抽絲剝繭的呈現出真相，後者含有官商勾結的成分。〈埋伏〉和〈鬼畜〉兩篇的推理成分最少，只是平鋪直敘的描繪生活的艱難，或犯行的過程，但相對的也帶出許多可以思考的問題。

　　〈埋伏〉從警察的視角切入，為了逮捕人犯，監視著人犯前女友的生活。我曾經複雜的假設，前女友也是共犯之一，但劇情卻很單純的只是呈現一個底層社會的悲哀。一對相愛的情侶，可能因為經濟壓力而被迫分開，一個在大城市賣勞力、賣血，最後走入偷盜殺人歧途，一個則將自己的青春賣給有經濟基礎但沒有感情的男人，數著了無生氣的日子。作者沒有寫人犯究竟為何殺了人，或許這也不是作者的重點。從兩人重逢後散發的活力和光芒，對比著兩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苦悶，他們的幸福確實只有在彼此之間。生長環境、社會對人的制約之強大，使我們不得不轉換對犯罪的邪惡預設。

　　〈鬼畜〉一篇的男人原本看似是個腳踏實地的老實人，但一如多數飛黃騰達就忘了糟糠之妻的男人一樣，他也在外包養女人，並與情婦生兒育女，故事最後當然是事業失敗、東窗事發，情婦也離他而去。故事的邏輯本身並不特別。但在作者筆下，久久令人無法釋懷的是這位父親在窮困潦倒後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致年幼的孩子於死地。每個人都是有感情的動物，更何況是自己養大的孩子。所以在他下手時，作者呈現了兩個重點，一是他努力說服自己「這不是我的孩子」，這在文中是多次出現的質疑。讓人聯想到在極權體制下「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洗腦，將部分人類異化為非人的「細菌」、「牛鬼蛇神」，以使迫害、仇恨合理化，加害者也將毫無負疚感。同樣「這不是我的孩子」的念頭，也達到了讓男人自我脫罪的目的，而使他下定決心擺脫孩子。

　　但單是想擺脫不必然會走向犯罪，另一個關鍵因素就在於頭一個孩子的死亡，雖然並非男人所殺（可能是男人的元配所為），但男人總覺得跟自己脫離不了干係，也就是在這時候有了「一不作二不休」的念頭，所持守的道德底線也就全盤崩潰。這其實是很常見的人類心理，從沒前科的人去觸犯法律比較困難，而一旦有了前科，出於道德標準的降低、自我形象的毀壞、或是慣性，都將增加再次犯行的機會或犯行的嚴重程度。

　　〈臉〉、〈卡爾內亞德期船板〉、〈買地方報紙的女人〉、〈等我一年半〉四篇的犯罪動機則不約而同的呈現一種既定印象，即「男人為名利」、「女人為愛情」。他們從不為了自己殺過人而忐忑或愧疚，相對的這是他們邁向「美好人生」勢在必行的所為。只是身為女性的我，對〈買地方報紙的女人〉、〈等我一年半〉中的女子會多一些憐憫，實際上在松本清張筆下看得出也對當時代的女人賦予同情，那種在性別中不平等的壓抑時常呈現，如〈買地方報紙的女人〉中的女子，為了等待參戰的丈夫回家，自力更生的嘗試無數了工作，但卻被百貨公司的保全栽贓偷竊並藉此糾纏，因為害怕「偷盜的罪名」會原本已經艱難的生活更無立足之地，只好屈從於他人的脅迫。
　　
　　〈等我一年半〉中的女子的丈夫是個無所事事的人，靠著妻子的收入過活，自己不願工作還上酒家，後來女子在工作場合愛上了別人，但這樣的理由肯定不見容於當時社會，丈夫也肯定不會同意離婚或將孩子交給她，所以她設下一些圈套，讓丈夫掉入陷阱，最後以正當防衛的理由將丈夫殺死，並獲得緩刑。雖然說女子是個城府很深的人，但仍不能說她就不是個「弱者」，否則就無須用這種方式脫離這段婚姻。而且她設下的陷阱也是因為太了解丈夫的習性，也就是即便沒有陷阱，丈夫的性格也會使兩人走向毀滅性的悲劇，她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而已。這就是松本清張在這本《埋伏》中，唯二的女性犯罪者，相對於男性，作者的情緒有更多惋惜和無可奈何。

　　據說松本清張有一群幫助他寫作的「團隊」，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在他的故事人物涉及不同行業和專業時能讓他有充分的了解。這也是我十分佩服作者的地方，無論是警察、演員、教授、記者、政府官員、詩人、印刷工人、採礦工人、接線生等，他都能清楚掌握其職業環境。這點在長篇小說中尤為明顯，如《砂之器》中以「超音波」殺人的音樂家，文中就花了許多篇幅解釋聲音頻率對人體的影響，甚至還有圖解；還有為了查案，分析日本不同地方口音的語音研究，都涉及了非常專業的領域。這或許也是松本清張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因為他不只是寫作者、社會觀察者，還帶領讀者走進不同的領域，體會一段又一段不同的生命經歷。


*松本清張，《埋伏》（台北：新雨出版社，二○○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