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台灣的歷史，能從課本上習得的實在有限，頂多知道幾個重要的時間點，但也僅是一筆帶過，而其中的內涵、來龍去脈，完全沒有真正的認識，更別說教科書根本不曾提及的事件。
七、八○年代蓬勃發展的黨外運動，繃緊神經的威權政府，雙方的拉鋸和撕扯，是父母那一輩所經歷到最真實的歷史，但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社會氛圍中，沒有人願意多問一句，多說一句，老百姓多半願意自己安安份份的過日子，或是相信當權者的片面之詞。
為了爭奪政治權力所進行的明目張膽的逮補、判刑，或是特務暗殺，似乎是不分時代，不分地區，不分種族的在進行。以國民黨來說，在大陸時期判死刑和暗殺的名單就不計其數，包含早期的中共領導人李求實、瞿秋白，左傾的學人李公樸、聞一多，疑似變節傾日的唐紹儀等等。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基隆中學事件拉開的白色恐怖序幕，延續了這樣的恐怖統治，當權者以極端脆弱的神經，留意著任何危及權力的可能。呼應著脆弱神經的強大國家力量，介入了人民行為、言論、思想的一切層面。這已完全超越了省籍問題。
對於從小在黨國體制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直要到離開國境之後，揭開過去被蒙蔽著看不見的實情，那種根深蒂固的相信遭到一夕崩解的震撼、無措，正是陳芳明的心境，他在《革命與詩》這本散文中，用回憶的方式將自己的過往經歷、情緒轉折攤在眾人面前。在美國求學期間接觸到的思想啟蒙，逐漸開啟了他在海外的民主實踐：發行海外《美麗島雜誌》；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繼續發行《美麗島週報》；以不同的筆名投稿回台灣支持異議雜誌；參與國際特赦協會，投入人權工作，並將台灣當時被逮捕的政治犯名單盡可能地傳遞出去，爭取國際伸援；最後被國民黨當局限制入境，過著形同流亡的生活。
在去美國留學之前，陳芳明致力於宋代歷史研究，並鍾情於詩作，在美國進修博士也是為此。但家鄉土地上發生的一切政治事件，又是這麼迫切的在逼迫他改變，「如果文學只是在解決個人的苦悶，則耽溺於這種藝術的營造，似乎就是縱容自己生活在精緻的象牙塔。」他無法坐視而無所行動，然而相較於在台灣前線奮戰，海外的行動對他的迫切心情無疑又是另一種折磨。陳芳明在書中依著時序，帶出橋頭事件、因伸援黨外而遭停職的許信良、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案、江南案等，並描述與黨外人士接觸的過從。許多當時懷抱理想，言談間充滿魅力的青年，多年後轉換身分竟也迷失了自己。這本書與其說是回憶錄，亦可謂是重探七、八○年代台灣歷史的媒介。
在美國的啟蒙，除了接觸左派書籍，陳芳明也從頭認識俄共黨史、中共黨史，甚至是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發展。一種「左的信念」植入思維，但這種左並不同於強調集體解放的社會主義，而是同時融入了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人權價值，相信民主自由與公平正義終將並行，成為同時保有寬容與批判的生命。
在彼岸中國同樣帶有這樣批判精神的余杰，是如今仍在極權統治下的受害者。因與劉曉波的過從，導致當局也對他採取暴力行動，最終被迫流亡海外，持續挑戰中共政權。對於民主自由的尊崇，和陳芳明一樣或許正因為自己經歷過不自由，而無法迴避所處時代的使命。當時的台灣，現在的中國，竟有這麼多相似。然而台灣人民的奮力一搏終究算是開花結果，中國的紅色鐵幕卻遲遲未能散開。
可能也是體制的不同，四九年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人民習得的是噤聲，還不夠，要學會說歌頌黨的話，學會說自我批評的話，學會將違心之論變為真心。黨的權力在毛、鄧的魅力強人（charismatic）時代，尚且有挑戰，現在轉型到法理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後，領導人要建立起自己的班子，固然需要花更多力氣，但晉升體制的穩固，一層一層的篩選著黨員的言行、思想，終至晉升到權力核心時，又有多少人願意放棄這得來不易的權力交還於民？他們是這個體制養出來的菁英，也是既得利益者，尋求政體的自動轉型無異是緣木求魚。
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陸續有許多民運人士流亡到美國，又有一些後來輾轉來了台灣，在台灣繼續理想的實踐。余杰的遭遇雖然比他們晚一個階段，但流亡者中，也唯有他，不只將台灣作為棲身之所、作為發表著作的平台，而是認真的認識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進而一步一步走過多數台灣人都不清楚的民主地圖。二○一四年《在那明亮的地方》、二○一六年《我也走你的路》，余杰化身為一個撰寫深度遊記的旅人，時間向度自日治時期橫跨至今，盡可能的探尋所有即便微小卻意義非凡的民主、人權奮鬥，關注的不僅是政治權力，還包含經濟、社會、環境、文化各領域的民主實踐，如早已消失在媒體版面的文萌樓、紀念二十五名渡輪翻覆意外喪生女工的勞動女性紀念館、後勁反五輕運動展覽館等等。
用余杰自己的話說，他記錄的，是在「黑暗時代中努力發光的人們」，除了民主，還「涵蓋了與之息息相關的自由、人權、憲政、共和等整體性的普世價值。」兩冊民主地圖，共計五十個景點，未來余杰還打算繼續走下去。
「所謂左，其實沒有那樣深奧。它只是追求公平正義的一種思維方式，也是要求自己投入知識實踐的一種哲學。」透過陳芳明和余杰的體會與實踐，相同理想的懷抱，彷彿也讓我們看見了對更美好社會的追求，不是遙不可及。
*陳芳明，《革命與詩》（新北市：印刻文學，二○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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